之前在《那些年泼在文成公主身上的脏水》系列里涉及了唐朝“公主和亲”的内容，但感觉言之未尽。今天我从一个更高的视角，详细说说“”唐朝和亲制度的政治性问题。
本文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唐朝“天下秩序”的构建；2、“天下秩序”四大支柱；3、和亲制度的外交取舍和政治向背；4、公主和亲与国力强弱的逻辑关系；5、从和亲公主的去向，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
很多人一提到“公主和亲”马上就肝火上升、气串两肋，大骂朝廷暗弱、军力不足，使一弱女子离乡背井远赴异域。
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公主和亲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成行的，但有些和亲则存在明显的政策性诉求。
今天我们就以唐朝参与和亲的十九位公主为例，分析一下唐朝在此事上的政治性考量。
在谈及公主和亲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唐朝的时代背景。
一、唐朝“天下秩序”的形成。
唐朝的“天下观”沿袭自隋朝毋庸置疑，但隋乱之后，长城南北形势互易，突厥趁中原纷乱之际，从向隋称臣一跃而成天下霸主。
《旧唐书·突厥传》也称其：“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此时的唐朝，完全谈不到所谓“天下秩序”的构建。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突厥颉利可汗挥兵二十万直入关中，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拿到唐朝控制权就李世民，不得不在渭水河边与突厥斩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
但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他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训师经武，联络对突厥不满的部族。不过短短三年，中原便恢复了元气，长城内外战略形势再度易转。
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又援助梁师都为借口，六路大军齐头并进北伐突厥。次年，唐军大败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当时，东突厥为北方魁首，威势尚存，但在唐军打击下，如沸汤泼雪旋即而亡。此事一出，整个亚洲的游牧部落无不震慑，太宗“天可汗”之名已成。
从此时开始，唐朝才有能力开始构筑属于自己，有别于隋朝的“天下秩序”构架。
二、构建“天下秩序”的四大柱脚。
在属于唐朝的“天下秩序”模型中，有四个结构性的支柱撑起了整个体系。它们分别是“羁縻州府制度”、“质子及宿卫制度”、“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及“公主和亲制度”。
由于此篇文章不是专门讨论唐朝的“天下秩序”构型，故前三大制度不详述，我们只详细阐释一下“公主和亲”制度。
和亲制度肇始于西汉，汉臣娄敬曾上书汉高祖申明利害：
其一、蛮夷因和亲而获中原“厚币”，基于爱慕中原物资，必然大受欢迎，连带内地礼数风俗可透过和亲产生影响力；
其二、和亲公主必因彼等爱慕“重币”而为“阏氏”（王后），并于中原成为翁婿关系；
其三、若和亲公主之子继承大统，则岂有外孙与外祖父相抗衡的道理？
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李世民也说过，“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
由此可见，公主和亲制度从肇始之日起，便暗藏政策性的内核。
汉地政权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政策，对周边政权施行软实力影响。至于其政策是否奏效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谁都不敢保证效果如何。
同时，上述两段话也可以解释，为何汉族政权始终都是嫁女儿，从未有娶皇后案例。因为，和亲的长远目标是出现一个带有汉族血统的异族政权首领，而不是相反。
说到软实力影响，与公主和亲相配套的还有“纳质”、“宿卫”和“入学”三个手段，这就是我们前述的“质子及宿卫制度”和“内附蕃夷子弟入学（国子监）制度”。
唐朝时，曾要求内附诸蕃首领自身或首领的子侄入朝为质，《贞观政要》便记载：“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也屡见不鲜。
对于这些入京为质的人员，唐朝有一整套相应措施，一般先是入国子监学习汉族文化，然后根据“个人表现”、“政权重要性”以及“其在国内的影响力”相应“授官宿卫”。
《册府元龟》曾记载这样一件趣事，吐火罗叶护（君主）的弟弟，在长安为质获授四品中郎将。他感觉很委屈上书朝廷叫屈，因为同为人质的吐火罗属国石国、龟兹国人员获授了三品将军。
同时，这些入学国子监的质子们，对唐文化的仰慕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他们不但着汉服说汉话，还能熟练的吟诗作对，甚至曾有吐蕃使臣太过仰慕唐朝文化，死活不想回国，请人代言皇帝：“跟我国内说，我已经死了。”（“伏望报之云其使已死”）
三、和亲制度下的外交取舍和向背。
除软实力影响外，公主和亲还标明了唐朝对外的取舍倾向和亲疏向背。
这一点上，对薛延陀的态度的变化是最典型的例子。
隋乱之时，唐朝和薛延陀共同感受着东突厥的压力，李世民在联合薛延陀打败了东突厥后，薛延陀归附唐朝并建立了薛延陀汗国。
在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前，两国关系尚好，李世民曾将新兴公主许婚薛延陀。
这位新兴公主是李世民第十五女，根正苗红的唐朝公主，如果她能顺利和亲，将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和亲异域的唐朝公主。
因为之前参与和亲的弘化公主（吐谷浑）和文成公主（吐蕃）都是宗室女，而再前的四位公主，虽有两位是李渊的亲生女儿，但嫁的都是归附唐朝的异族大将。（详见文中“唐朝公主和亲一览表”）
但薛延陀最终也未能娶到新兴公主，因为唐朝发现薛延陀汗国已在北方做大，隐隐有第二个东突厥之势。
李世民也挺逗，当时薛延陀赶着十万匹杂畜作为聘礼前来迎亲，可途中遭遇暴风雪袭击，牲畜冻毙走失过半。
太宗便以“聘礼不足”作为理由回绝了薛延陀。
李世民当然不差这点牲畜，如果有必要就是倒搭点牲畜，他也能把女儿嫁出去。
唐庭君臣的一次奏对，充分说明了唐庭在此事上取舍的原因。
如果将公主嫁给了薛延陀相当于认可了其地位，会让周边族裔更加驯服。（“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
而如果不许婚，那就会让周边族裔知道，薛延陀并没有获得唐朝的支持，不久他们就会崩盘。（“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
果如李世民所言，三年后（贞观十二年，724），薛延陀在唐朝分化瓦解和周边族裔围攻下灭亡。
同样，在对吐谷浑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上，也能看出唐朝和亲的选择性。
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继位之初，年纪幼小，朝中大臣争权导致国家大乱。当时诺曷钵并不是其国内势力最大的政治势力，但唐朝决定投注于他，先派李靖领军弹压各方势力，而后封诺曷钵河源郡王。
等到贞观十年（636），诺曷钵亲自入长安求婚，李世民又将弘化公主相嫁，嫁妆甚为丰厚。
通过弘化公主的和亲，诺曷钵相当于获得了当时东亚霸主的背书，逐渐稳定住了局面。
从上述两个相悖的例子可以看出，唐朝对和亲与否的问题上，更多表现在政治投资上。通过和亲与否的选择，来表明对其政权的取舍，并以和亲的方式，谋取唐朝利益的最大化。
由此可见，以初唐、盛唐的强势地位来说，迎娶唐朝公主（尚公主）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各方势力乐此不疲，如果求亲未遂自然会非常恼火。
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突厥毗伽可汗在求婚被拒后，便口出怨言“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
“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足见运作良好的唐朝和亲制度，在周边异族政权中的影响力。
甚至到了中唐时期，虽然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依旧能够凭借公主和亲获得利益。
中唐时期（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面对吐蕃尽占河陇的巨大压力，三位全部和亲回纥（回鹘），成功建立了唐回之间的“反吐蕃联盟”。
回纥可汗在迎娶唐朝公主后与吐蕃决裂，并称昔为兄弟，今为半子，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害。（“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如果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
四、公主和亲与唐朝国力强弱的关联性
有很多人将公主和亲归咎于国力孱弱，并以此作为唐朝国力不强的证据。但其实唐朝和亲密度最大的时期，恰好是唐朝国力最鼎盛的时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特意整理了一张唐朝公主和亲的表格。
上面是我从《唐会要》中整理出的《唐朝和亲公主基本信息一览表》，表中的19位公主都是和亲成功的，另有几位公主许了婚，但唐朝后又悔婚，未能成行，不在此列。
表中有一处颇为值得玩味，如果以皇帝的时期作为划分，太宗李世民时期共有6位公主出嫁，占比31.6%；中宗李显时期1位，就是金城公主；玄宗李隆基时期最多达到了8位，占比42.1%；肃宗、代宗、德宗、穆宗时期各1位。
换句话说，初唐、盛唐时期和亲公主15位，占比高达79%，而到了内忧外患的中唐、晚唐，只有4位公主和亲，占比只有21%。
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理论，岂不意味着初唐、盛唐弱于中晚唐？
其实，对于“公主和亲”有一个多少带点悖论的理论，即“和亲”说明双方都没有充足把握，用菜刀直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和亲其实双方能够妥协的产物。”
因为，如果一方已经是碾压性的优势，就不需要和亲了，直接抢岂不更简单些？
安史之乱后吐蕃鲸吞河陇、西域，兵锋时时威胁关中，唐蕃间反倒没有和亲基础了。
这恰好与前表格中和亲公主的年代相吻合，中晚唐时期，唐朝内忧外患，此时和亲又有何用？
说真的，如果一个公主就能解决边患的问题，那还养军队干什么？多生几个公主就行了！
“和亲”始终是种政治手段，而政治手段，恰恰在国力强的时候管用，真到积贫积弱的阶段，反倒是军队管用，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另外，从和亲公主的去向，也可以窥见唐朝外交的重心。
19位和亲公主中只有6位嫁到东部，2位和亲奚、4位和亲契丹，占比31%。
其余全部远嫁西部，分别是吐蕃2位、突厥3位、铁勒1位、吐谷浑1位、突骑施1位、宁国1位、回纥（回鹘）4位。
这说明唐朝对西部的重视远超东部，反过来说就是，西部对唐朝的重要性和对关中腹地的威胁也远超东部。
这一点，从唐朝节度使的设置和拥兵数量能够清楚的看出。
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而号称“掌控半数天下雄兵”的安禄山所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与此数据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玄宗开元初年至天宝十四年），唐朝总计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区的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
以公主和亲的方式分化、拉拢西部各政治势力，也就成了唐朝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和亲源于国力弱”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唐朝国力最强之时，正是和亲手段用的最频繁的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和亲的政策效果才更明显。
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很多时候和做生意的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时时刻刻谋求“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
所以，自古以来“效费比”就是考量事务可行性的基础，从不考虑“效费比”的皇帝，通常都干不太长，比如隋炀帝。
而“公主和亲”算是一个效费比相当优秀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因为战争毫无疑问是成本最高的方式。
综上所述，“公主和亲”是一种政策性的手段，其根本在于“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
这种政策的实施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但是正相关状态，即国力越强和亲政策效果越好，而不是相反。
说了这么多有关和亲的内容，我们一直都是从更宏观政策性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如果从个体的角度上说，“和亲”就显得不那么人道了。
毕竟，让一个弱女子离亲别友、背井离乡，生活在风俗迥异的异地，有悖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传统。
另外，汉藏史料里确实都有两位公主生活不算幸福的记载，甚至金城公主曾动过出走失密国（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念头。
因此，唐诗中对于和亲的公主多有同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山甫所作七绝《代崇徽公主意》：
“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真是无限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