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城市格局与全国大多数城市不同。如果观览城墙拆除前的地图,可以发现成都的东西南北四道城门,并不如一般城市的筑城格局那样正南齐北,而是北门偏东北方向,东门偏东南方向,南门偏西南方向,西门偏西北方向,似乎整座城市向东面旋转了30度左右,这种情况在全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种城市格局的诞生,有一个说法。相传当年秦朝一统巴蜀大地之后,指派名相张仪在此筑城,但是城墙修几次垮几次,最后张仪经巫师指点,按照一只神龟行走的路线,才最终筑起了最早的成都城墙,奠定了后来成都不方不正的城市格局。亦因此成都也叫「龟城」。这当然是带有巫术色彩的传说,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要从成都的自然地理特色和生产贸易特点中寻找。前者关乎成都的客观条件,后者关乎生活在这里的人。
宋人赵抃曾在《成都古今集记》中写道,成都建城乃是「顺江山之形」,才有了如今的格局。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最为可信的。典型地,从市中心盐市口往东南方向走去,是老成都最为热闹繁华的一条大街——东大街。既然是东南方向,那么为何不取名为东南大街?究其原因,在于东大街起始于城中心皇城坝附近的盐市口,直通成都的东城门(迎晖门),而东城门外就是府河和南河的汇流之处,也就是如今的合江亭。过去成都河流密布,水运十分昌盛,合江亭往下游走,可以通过水路达到乐山,经转宜宾、泸州,最终到达重庆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在过去,这是四川盆地对外交流的重要途径,自然就造就了其起始点——东城门及东大街的繁荣贸易。
成都本地文化名人王跃和马骥在其著作《少城轶事》中对此有所记叙[1]:
成都最早的繁华并不在春熙路,而是在东大街。那时东门的水码头还在,进出城可以乘船,那时的码头很大,很繁华……至宋元以来,一直到明清,东大街一直都是成都的繁华所在。东门码头不仅是丝绸和茶叶的启运点,也是木材的趸场,河岸边的木材堆积如山,等待卸货、上货……东大街之所以成为重中之重是因为它担负着长江贸易的重任。
二十世纪初,清廷官员锡良在四川推行「新政」,开办学校振兴教育,聘请了众多外国教习来川任职。任职于广岛县立中学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即是其一,他在游记中记录了他从成都出发,路经眉州府(今眉山市)、彭山县(今眉山市彭山区)等地,到嘉定府(今乐山市)和峨嵋县游览的种种[2]:
7月12日从蜀都东门外的大码头出发,乘五板船漂到望江楼下停泊一宿。13日,三船并肩而行,顺江而下二百华里,在黄龙溪泊船……14日,航行途中在右岸看到眉州府……15日上午十点抵达嘉定府港,港内船舶云集……嘉定府是位于锦江下游的一个都城,从蜀都的锦江解缆出发,顺流急航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到达。
那么,东城门为何会修在东南方向?如前所述,是因为府河南河交汇之处位于成都东南方向,也就是成都向长江一带延展的贸易起点位于东南方向,因此选定在此开辟城门,方便进出。管中窥豹,见微知著,可以说,成都这种特殊的城市格局,正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其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贸易活动所造就。奇怪的是,明朝修建起来蜀王府邸,却是正南齐北,与整个城市格局形成了反差。
话说回来,东城门如此,南城门亦是如此。成都的南门通往四川南路各个府县,远至云南,也是一条重要的对外交流线路。过去城墙被拆除的时候,南门也一并被拆掉,其位置并不如一般所想的,沿着人民南路往正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而是在正南方向偏西处,位于今天锦里东路和滨江西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南门往下走,就是耳熟能详的老南门大桥,即过去成都著名的万里桥。关于万里桥的故事太多,这里暂不铺陈。
在过去,位于成都西边的青羊宫和二仙庵每每举办花会、灯会时,或是正月初七人日那天,循风俗前去西郊草堂寺踏青时,居住在城墙内的人们,总是要从南门出城,从南门绕到西边的青羊宫和草堂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不知情的人若是读到「出南门至西郊青羊宫、草堂寺」,会好奇居住在城内的人,为什么不从西门前往西郊。
事实上,这正与前述成都的城市格局有关。成都有西门不假,但是西门更偏向于西北方向,从西门到青羊宫的直线距离,和从南门到青羊宫的直线距离相差无几,因此从距离上来讲,选择从南门出发到青羊宫并不奇怪。这是从地理层面上做出的解释,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政治。
众所周知,成都是大城少城的双城格局,位于成都西边、紧贴西面城墙内的就是少城。在清朝时期,这里是满族人居住的地方,因此也叫满城,而西门恰好被囊括于满城之内,汉族民众平日里无法使用这道门,于是只好从南门或北门绕大半个城墙到达西郊的青羊宫和草堂寺。成都本地文化研究学者袁庭栋,曾详细考证介绍过成都的四道城门,他在论文中提到的一首清朝同治年间的竹枝词,就反映了西门不为成都民众所用,只能绕道南北门的情形,颇有玩味之处[3]:
武侯祠畔路迢迢,迂道还从万里桥。
转向青羊宫里去,明天花市是花朝。
辛亥革命后,这种民族特权也不复存在了。彼时成都并不很大,有言是「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但无论从西门还是从南门到青羊宫,都颇有距离。考虑到青羊宫的花会又是成都最重要的集会之一,当时的政府便在西面新开了一道城门,方面城内民众前往青羊宫,取《左传·闵公二年》中的「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的「通惠」二字,命名为「通惠门」。这些都是后话。
在通惠门开辟之前,西门可以为汉族民众使用之前,从南门出城前往青羊宫等地的民众,往往要经过一条如今已经消失的街道——柳荫街。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到,柳荫街紧挨老南门大桥(万里桥),就在南城墙之下,民众若沿城墙到西郊,则必定会经过柳荫街。
柳荫街是一代成都人的记忆,位于如今的锦里东路和一旁的南河之间,在现今的电子地图上找不到任何标记。曾经在成都有一句俗语「南有柳荫街,北有河坝街」,只要河涨水了,柳荫街便会被淹,孩子们就会跑去抓鱼。此外,成都市民杨友源画过一组表现旧时成都风物的画,其中便有牧童与牛在紧邻柳荫街的南河上戏水的场景[4]。
后来的1995年,成都府南河改造工程后,这里的街名与街道都随之消失[5]。拍摄了很多老成都照片的韩国庆,曾撰文介绍[6]:
成都原柳荫街坐落在锦江万里桥头(南门大桥),过去道路狭窄,地势低洼,年年受水灾,房屋破旧……1995年治理南河时,柳荫街随着10万人大搬迁,从此永远消失了。
柳荫街消失了,时间沉淀下来的柳荫街的传奇和传说,却口口相传于世代定居的民众之间。李伯清曾在其系列评书《成都传奇》中讲过这么一个传说,解释了柳荫街的来历[7]: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攻打四川,老百姓为避战祸,四处逃难。张献忠率军队进城后, 全城都是逃难的百姓,忽见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身上背着一个六七岁大的娃娃,手里却牵着一个三四岁哭哭啼啼的孩子,正慌忙赶路。
张献忠一看,这还了得,四川人确实坏,一看就是前娘后母带的。他马上找人把这个妇女带到面前,结果一问,背上是亲戚托付的娃娃,牵着的才是自己亲生的娃娃。他看到这个女人这么善良,这么厚道,告诉她不要这么跑了,对她说:「你赶紧回去,在家门前插一枝柳枝,可保你全家平安。」然后转身下令三军,凡是见到门口插着杨柳枝的房屋不准任何人进入骚扰,否则格杀勿论!
这个善良的妇人回到家后把此消息告诉了左邻右舍的张太婆王嬢嬢,最后一条街上都插了杨柳,整条街的人都免遭屠杀。此后这条街就称为柳荫街。
实际上,类似的传奇故事在重庆也有,相传重庆的杨柳街也是得名如此[8]。而根据袁庭栋的考证,这个民间传说在四川几十个县都有流传,内容大同小异,而在他的家乡绵竹,则是一位姓苏的大嫂牵着娃娃遇到了张献忠,她所保护下来的街道就是绵竹城关东外的苏兴街[9]。更有说法称,现今贵州遵义也有这么一条来历类似的杨柳街[10]。
这样看来,这一故事大概率是虚假的。事实上,根据相关资料,有理由相信,鲁西地区至今存在的鲁义姑信仰[11],是成都柳荫街传奇以及四川其他广大地方流传的类似传奇的原型。有关鲁义姑的故事,现存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汉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中「节义传·鲁义姑姊」:
鲁义姑姊者,鲁野之妇人也。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齐将问儿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谁也?”曰:“不知也。”齐将乃追之,军士引弓将射之,曰:“止,不止,吾将射尔。”妇人乃还。齐将问所抱者谁也,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妇人曰:“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则鲁君不吾畜,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泽之妇人耳,犹知持节行义,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请还。”齐君许之。
实际上,这可以视作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嬗变和再造。鲁义姑的故事随着人口的迁徙和流动逐渐在中国各个地方流传,最终在后世的特定场合下转变为另一个故事,并且在此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附带上越来越多的地方传奇甚至是神话性质。原本的鲁义姑姊故事,其内核是称赞鲁姑的美好品德。而在四川各地流传的张献忠版本里,虽然也有对这个妇女的称赞,但是也带有对张献忠的美化色彩,与其历来的「杀人魔王」印象形成强烈反差。令人不得不怀疑,这一故事在具有教化性质的原型基础上,附带了有特定指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功能。明末以来的文人士子,大都撰文称张献忠屠川,杀人成性,但是在四川民间也有老百姓修建的祭祀张献忠的庙祠,让人不得不重新检视这些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到底几何。在此作一个假设,假设张献忠屠川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嫁祸,那么柳荫街的传奇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它最初被人口耳相传的目的,与这些民间的张献忠庙祠被修建起来的目的是否一样,它都带有一种与主流评价完全相反的现实意义上的评价功能。
不管怎么样,成都柳荫街的传奇性质,都随着时间逐渐发酵,与在一代代在此居住的民众对家乡风物感情的沉淀相互交织,形成了浓厚了地方文化。此外,台湾著名作家三毛去世前造访成都,在摄影师肖全的镜头下,于柳荫街留下了她的足迹,成为了她生前具有代表性的影像。
在成都,不只是柳荫街留下了张献忠的传说。由于张献忠曾短暂地在四川称帝,因此关于他的故事必不会少。最著名当属张献忠藏宝于成都,并留下了「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歌谣。近年来随着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这个传说的真实样貌也逐渐浮出水面。关于他的藏宝,也就不多提了。
在成都的东面,有一方地叫猛追湾,成都著名的地标四川电视塔339就在此处。这里和原来的东校场仅仅只有一堵城墙之隔,府河在这里的流向从东南迅疾地的改为了西南,几近90度。关于得名由来,有一说是张献忠在成都与大慈寺的武僧交手,因不敌后者,被猛追至这一府河改向的地方,所以才叫猛追湾。另一说则是此处原名「母猪湾」,后讹传为「猛追湾」,至于为什么是「母猪湾」,当然也有来头,相传是一个道士的宝贝金钟被水妖偷去沉在了水沱之下,河流改道处的漩涡便是金钟的所在。道士于是想买下住在河边的一家人的母猪,用这个母猪去水沱里面捞金钟,他要求这家人喂养这只母猪四十九天后,饿它一天。这家人不解,在第五十天也依然喂了这只猪,结果猪因为吃饱了而无心与水妖斗法,最终被水妖镇死在水沱下,金钟也没被捞回。这家人深念这只母猪,于是称呼这个地方为母猪湾[12]。
同样也是在成都的东面,张献忠还在另外一处留下了传说,就在老东门外因桃色事件而颇负盛名的九眼桥。记载张献忠屠川的文献《蜀碧》中这样写道[13]:
初,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司使余一龙所建。献登其上,见城内宫殿,语从官云「桥是弓,塔是箭。弯弓正射承天殿」。遽命毁之,就其地修筑将台,穿穴取砖,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至肃王督师,攻献于西充,射杀之,乃知「吹箫不用竹」,盖「肃」字也。
大意是张献忠认为东门外的锁江桥和回澜塔不吉利,「桥是弓,塔是箭。弯弓正射承天殿」,有诅咒自己之嫌,于是下令拆塔,却没想到拆出来一个预言自己终将失败而亡的石碑,石碑上的内容还是诸葛亮在炎兴元年刻写的。其中的「吹箫不用竹」,指「箫」字去掉竹头变成「肃」字,倒是说准了他被清朝肃亲王所射杀。
《蜀龟鉴》里也有相关记叙[14]:
献阅城,望东门锁江桥塔,凝目久之。顾从臣曰「桥是弯弓塔是箭,箭箭射着承天殿」。毁之,得一方石。文曰「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中。汉元兴元年诸葛孔明记」。此塔万历时藩司余一龙建。
这段记述相对来说没那么走心,石碑上的元兴元年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正确的应当是蜀汉后主刘禅炎兴元年,前后两个年号一字之差,却差了上百年的时间。
诸葛亮在千年前准确地预言张献忠的命运,当然是后人编造,更何况「四川」之名是宋朝时期,设益、梓、利、夔川陕四路而得,诸葛亮所在年代并无这一称呼,遑论「川东」「川北」。相似的故事在另一篇《滟滪囊》[15]中也可以看到,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叙述石碑内容出自诸葛亮:
献贼至东门,遥望锁江桥畔有塔,凝目者久之。是日,宴城楼毕回宫。次日,往锁江楼看塔,随从俱戎衣乘马,鼓乐前导。既至,问塔何名,对曰「回澜」。献忠登塔曰「此塔不利城中」。命毁塔以筑将台。须臾塔毁,得一方石,上有文曰「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问于土人,塔实前藩司余一龙万历年间所建。
这三文中提到的「锁江桥」,就是著名的「九眼桥」。这座桥最早名叫「洪济桥」,有九个桥洞,是在上述三文中皆提到的布政司使余一龙的主持下所修起的,明朝天启年间改名为「锁江桥」。袁庭栋在《成都街巷志》中引用了明人李长春在《新修宏济桥回澜塔碑记》中的文字,来描述这座成都东门外的名桥[16]:
桥成,为洞者九,纵四十丈,横四十尺。远而望之,虹舒电驰,霞结云构,若跨碧落而太空为门;俯而瞰之,飙涌涛舂,鲸飞鲵走,若驾溟渤而巨浪为溜。
除了这个广为人知的传说,在《蜀碧》《蜀龟鉴》等文献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17][18]: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初十,张献忠将民众驱往东门外,准备杀害。正当他准备挥刀时,天空中却传来三声惊雷,张献忠指天怒吼:「是你老天爷让我杀人,现在怎么又用雷来恐吓我?」于是他下令向天连放三炮作为回应,将无辜被杀的人的尸体推入河中。由于尸体太多,水流在此受阻,变得湍急无比,将洪顺桥都拦腰冲断。而这个洪顺桥,相传就是九眼桥的前身。
1986年,在九眼桥上游十多米处,新修了符合城市发展与交通需求的新桥。同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九眼桥不适应交通发展,其桥墩也不利于泄洪,在1992年被拆除,于是86年所建的新桥就取而代之,成为了没有九个「眼」的「九眼桥」。
当年此举招致了成都各界的批评,认为老九眼桥是成都特色的知名桥梁建筑,应当被保存而不是被拆除。为弥补成都人心中的遗憾,市政部门在老九眼桥下游的望江公园东南部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相接的地方,修了一座样貌与老九眼桥相似的新桥,并命名为「新九眼桥」。
至于上文中反复出现的「回澜塔」,则是附九眼桥所修的一座白色镇水塔,旁边有一座回澜寺,亦叫白塔寺。有资料显示[19],这座当年张献忠未能拆掉的塔,一直留存到民国时期,后毁于一场大火。就这样,张献忠忌讳的「弓」和「箭」,便都不复存在了,前者拆掉之后新修了一座桥,后者则是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雾中。关于回澜寺的白塔,清人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的「成都之妖怪谈」里记载了这么一条不可做之事[20]:
东门外白塔寺之白塔不可修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回澜塔不可以修,但联想到宋朝以降,回澜塔三番五次遭受各种战火和意外受损而毁,或许这句话确实颇有深意。
关于桥化「弓」、塔化「箭」的传说,李伯清《成都传奇》评书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桥似弯弓塔似箭,箭箭射向金銮殿」并非张献忠看到桥和塔之后的感叹,而是他在成都称帝后,听到的宫外儿童所唱的歌谣。当然这只是细节上的差异,传说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至于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则是他占据了明蜀王府作为宫殿。这个宫殿,成都人称之为「皇城」,是明朝藩王的行止所在,也叫「藩府」。张献忠改正殿承运殿为承天殿,改昭明殿为金銮殿,意喻皇权天授[21]。
作为明朝藩王府,自然府内的钱财和奇珍异宝就比较多。张献忠建国后,为了铸币「大顺通宝」,将藩府的鼎器玩物和成都城内外寺庙中的佛龛神像悉数熔化。他这个「大顺通宝」的颜色是肉色,和一般的铜钱色泽不一样,光润精致,直到清王朝在四川建立了统治,都仍然有妇女将其用作簪花,而不见褪色[22]。
最传奇的是,这些用作铸币原料的神佛雕塑,它们的脑袋却怎么也熔化不了,于是就被张献忠一伙弃置一旁。后来清朝成都知府冀应能将其捡拾,埋在了北关外,并立了一块石碑,上书「佛冢」[23]。
张献忠是否真的心狠手辣屠尽了全川民众,学界至今有所争论。但是,张献忠在川称帝建国,以及他在四川各地留下的传说,无疑塑造了明末之后的四川模样。只要这一事实无可否认,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会继续讲述这里的故事,继续践行这里的风俗,继续传承这里的记忆。真实的历史或许比史书中读到的要残酷许多,也要动人许多,这里略写一二掌故,期待可以抛砖引玉。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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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孤山,郭举昆 译. 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M].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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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老成都之桥与水—锦江河畔寻梦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118/21/4036344_809764056.shtml
^成都这些老地方即将消失,再不来就看不到了……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316/22/1092324_8996727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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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万里桥和柳荫街-有故事的地方http://www.mafengwo.cn/i/7079561.html?static_ur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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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鲁西地区的鲁义姑信仰http://www.fx361.com/page/2018/0616/36646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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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都·街巷》241:弯弓搭箭九眼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3352180&boardid=33&replyid=13352180&page=1&1=1#1335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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